“回主子，此人风骨自是有的，却于忠孝之大节有失。论说起来那6树德中在一甲三名，是主子御笔亲点的探花，算是天子门生，后来主子又将其亲点为翰林，授编修，升修撰，每一步都是主子的拔擢，他如今不思回报君父浩荡天恩，反以不敬之语攻讦新政詈骂君父，这等狂生便是主子赏他的那八个字：无父无君，弃国弃家……”
“那也不过是朕应景随便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停顿了一下，朱厚熜用商量的语气对吕芳说：“朕方才又想了一想，那6树德虽然迂腐得着实可恨，但对朕还是忠的。既然于此大节上也并未十分错，便有可怜可悯之处，朕之意将其杖一十，流三千里，你以为如何？”
吕芳顿时吓了一跳，忙说：“回主子，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此事若非陈学士所指使，那便是6树德一人所为，以阴谋事君，陷君父于不义，用心何其毒也！主子便是将其身送东市也是他咎由自取。”他见皇上留意回味着自己的话，继续说道：“奴婢斗胆驳主子一句，6树德是否真心忠于主子还在两可之间，即便是忠，此人清流习气也过于重，非是人主可用的治国之才。”
吕芳这话倒让朱厚熜不明白了，有明一代，无论是权阉乱政，还是奸相柄国，朝野依然有一股浩然正气在，关键还是因为有薪火相传，代代不熄的士林风骨，而最有风骨的，还是那些陶冶于理学心学并身体力行之的士子清流。他忙问道：“士林清流于昌明礼仪教化，维护朝廷纲常大有裨益，你却为何觉得这些人非治国之才呢？
“回主子，这种人讲究操守，能洁身自好，不肯趋炎附势，与奸佞之臣沆瀣一气；但虑事行事拘泥礼教，不懂变通，一味寻章摘句，穿凿附会，不敢革故鼎新，勇创新局。最最可恨的是，他们眼中第一是个人名器，其次才是君父社稷，便是不敢诽谤君父以博取直名，也是好名而无实，除了空议论，扰乱视听之外，于国于民更无他用。便以那狂生6树德来说，他出自寒门，中举乃至出仕为官以后也不许乡人寄田（注2）其下，论说官绅一体纳粮跟他毫无关系，反是得了新政颇多好处，他自家也直认这一点，但却还是囿于礼教，要与主子为难，这等迂腐之士怎能与主子同心同德，共担国是？”
其实吕芳也与那6树德并无私怨，相反在昨夜与之交谈之后，心中还隐隐对这个有良知又有才华的青年官员产生了一丝怜悯之意，但所谓风起于清萍之末，6树德在青年官员及士林清流中名望不低，其影响力也非当日煽动举子罢考的何心隐、初幼嘉等人可比，他挑头上疏抗议新政，势必会在士林中引起更大的反响，形成一股攻讦新政的强大声浪，如此一来，非但扰乱了朝局，使得新政再也无法顺利推行下去，甚至主子的天位也堪忧，所以他才抛弃了心中那丝悲悯惜才之情，出了“芝兰当道，不得不除”的感慨。
但为了主子的圣名，如何除去这株当道的“芝兰”却让他很费了一番心思，罢官削籍，廷杖充军，甚至抄家灭族都是下策，因为这或许就是6树德所想要的，这等人最是好名，既敢上疏批龙鳞，就打量着要以死换名。若是身受廷杖或是死于皇命，那便是成全了他——为抗谏而死，天下士林会把他6树德视为英雄；煌煌史册，后人也会把他塑造成逢龙比干那样的忠臣诤子。与此同时，不但会引起文官集团和士林清流的强烈反弹，千秋万代之后，主子也会落下个“暴戾之君”的名声……
还是6树德那份自作聪明，要为恩师洗脱罪责的奏疏提醒了吕芳：你6树德不就是怕皇上不能明断是非，连累了你的恩师吗？这样的居心本就非人臣所应有；而且，这是否是你与你那号称一代大儒的恩师的阴谋，由你先行上疏窥测风向，若是触怒龙颜，将你下狱问罪，你的恩师便策动门生和士子集体上疏为你声援为你抗辩，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分进合击，那些当道大僚们党争之时不都是这样安排的吗？
于是就有了今日早朝上的那一幕。
效果是出奇的好，结果更是可想而知：6树德背着“忤逆劾师”的罪名身败名裂，士林清流为了维护师道尊严，无不视之为大逆不道的异端，他再抗辩也无人理睬；陈以勤背着“逢迎君上助推乱政”的罪名被气得吐血，他门下那帮士子即便是为了维护恩师的清誉，也断然不会再说新政的半个“不”字——否则便是同情6树德那个逆徒，也将会象他那样为士林所不齿，师生伦常大义当前，新政孰是孰非也就无人再去理会了。这与去年主子为了顺利推行新政，将原本被逐出庙堂的尊礼派赦免还朝，让朝臣再次陷入“尊礼”和“议礼”之争而无暇顾及新政对错是一个道理。
吕芳的这些心思不瞒皇上也不敢瞒皇上，此刻听了他的话，朱厚熜叹了一口气，说：“话虽如此，做那‘诛心’之论终非仁君所为啊……”
注1：馆选、庶吉士——明永乐后，新科进士经翰林院组织的专门考试，即“馆选”，合格后成为庶吉士，不授官职，在翰林院学习三年，三年期满，成绩优秀者留在翰林院任职，次一等充任给事中、御史等，称为“散馆”。明英宗天顺年间之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礼部尚书、侍郎也须由翰林出身，因此庶吉士虽较同年晚三年才授予官职，却处于相当优越的地位，被人们视为“储相”。
注2：寄田——一些小地主和自耕农为了偷逃国税，自愿将田地交给享受免税政策的勋贵和官绅管理，农户变成无田户就不用交税，只给勋贵和官绅交纳低于国税的田租，相得益彰，是明朝国家财政收入损失的主要原因。可参见说明一。</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