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天恩浩荡，吾国已经深深感受到了, 不敢再有其他奢望，惟愿大明上国繁荣昌盛。”

他恢复了低姿态, 缩成鸵鸟，口出喜庆之言，不再横生枝节。

对此，苏咏霖也没说什么，便点头，宣布赐宴招待南宋使节——虽然他们做了一些无礼的事情，说了一些无礼的话, 但是作为上国，终究要有气度。

虽然他想着不久之后就能南下灭了他们，一统汉地，但是现在来说, 还是要给他们些许的待遇，好让他们不要那么着急。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做，不管他们怎么对南宋修修补补，最多也不过是李鸿章的地步而已，一生风雨裱糊匠。

此时此刻，苏咏霖看着陈康伯就有种李鸿章的既视感。

就是不知道他是削弱版的李鸿章还是加强版的李鸿章，也不知道他对南宋的修补能到什么程度，本身又能顶住南宋保守派官僚们多长时间的攻击。

南宋使节团的拜会到这里差不多也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出于礼貌性质的让他们多休息几天，多游玩几天，然后哪里来回哪里去，麻溜的快点，别让我们这里破费。

苏咏霖也有好多事情要做，不仅要治国理政，要处理军务国务，还要抽出时间写文章，引领社会变革，打破封建伦理。

他不仅要把政权从封建官僚手里夺下来，也要从文化方面全面动手，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改造为为所有人服务的人民文化。

所以他不仅推动赵惜蕊发挥自己的文才，写出很多优秀的文章，也靠着稿费激励和内部表彰激励使得复兴会会员中长于文学创作的人进行一系列人民文学的创作。

当然，他也会自己动手。

除了洪武政论之外，他也会写一些有故事情节的白话文小说来引领潮流，以皇帝身份亲自下场引导文学潮流。

比如他现在正在准备的就是他结合时代特征改编的儒林外史。

原版的儒林外史写在满清时期，背景则放在朱明王朝，而苏咏霖若要嘲讽儒生们，当然要把背景放在宋。

这本书被称为中国讽刺文学的高峰，但是在苏咏霖看来，这本书讽刺有余，进取不足。

它着重于对社会弊病的揭露和嘲讽，对人品低劣者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是解决的方法并不是革命，而是寄希望于人品高尚的士大夫引领道德潮流，对社会进行改造。

这本书讽刺社会弊病和人品低劣者，同时又热情歌颂品德高尚的士大夫，既是讽刺小说的高峰，也是时人清官心理的高峰。

讽刺归讽刺，不满归不满，终究没有对科举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所以苏咏霖决定对其进行更改。

一方面把主旨从改良变为革命，一方面又决定改编原书那种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的模式，确定明确的主人公。

他把历史背景放在科举制度基本成型的北宋中后期，描写主人公从科举制度的拥趸到大彻大悟，走上破而后立道路的过程。

说是儒林外史，但也不能算是儒林外史，亦或者说二者都是儒林外史，只不过一个圈在圈圈里绕不出来，一个毅然决定打破这个规矩，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彻底结束这无法改变的轮回。

原版的讽刺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人一旦中举之后，哪怕原先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老儒生，也会立刻变为封建社会的新贵，大批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赶快上来拉关系攀亲戚，什么事情都能做。

不过宋朝的举人没有明朝的举人那么值钱。

宋朝因为广泛拉拢读书人和科举扩招的缘故，真正值钱的只有进士，举人只是一个身份，且没有做官的资格。

而且科举完全是有钱人的游戏，想要供奉一个读书人脱产读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基本上进士都是出身于殷富之家，极少数如范仲淹一般的贫寒者也不是纯粹的贫民。

天天吃粥配咸菜也算有的吃，吃粥需要米粮，咸菜需要盐，别的不说，就宋朝盐价的程度，能天天吃粥配咸菜，就不算是穷人了，得算是当时的中产。

科举，那里是真正的贫民能玩得起的游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