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得象接过奏折，意味深长地看了张士逊一眼。

赵祯朝星光璀璨，章得象并不是其中最亮眼的一颗明星，但品性要胜过张士逊。

自几个老相公让韩琦弄下台后，章得象领导东府，后来张士逊上台，无论声望资历，渐渐将章得象排挤于外。

章得象品性好，心中始终有些小不快。

刚才张士逊说郑朗妖言惑众，破坏祖宗法制，元昊没有入侵西北，张士逊也就得逞了。

但元昊入侵西北，张士逊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章得象心中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撼，奏折没有呈报到赵祯手中，否则张士逊这次死定了。妖言惑众，是何等的大帽子。关健郑朗所谓的妖言妖行，随后就将经过写出来，让富弼禀报了皇上与诸相，百姓议论，诸位相公心中很清楚过程，何来妖言，难道郑氏中庸是妖言？

顶多一句危言耸听，何来妖言惑众。

从私人感情来说，章得象也偏向郑朗。宋朝; 的进士全部是天子门生，然而郑朗那届省试主考官是章得象，若是在明朝，郑朗就是章得象的门生了，在宋朝不是，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对军事章得象不大懂，去年的务边决策也与章得象没有任何关系，性格上郑朗不喜结交，章得象也不喜结交，都是那种孤傲的人。所以郑朗怒斥诸相，章得象心中并无半点反感。

他气弘雅正，从去年孔道辅被活活气死时，章得象开始对张士逊产生了严重不满。

张士逊刚刚说出这句话，后面西北告急的奏折到来，无疑是在张士逊一张老脸上狠狠扇了一记耳光。

春风吹来，没有花香，但暖暖柔柔的气息，似少女的肌肤，清新动人。

章得象将心思平息下去，打开奏折，奏折是范雍写来的。

运气使然，让范雍将延州保住，但对三川口的战事不是很清楚，只写了一个大概，金明寨失守，刘平等人全军覆没。

这里，历史走向发生改变，李士彬在黄堆寨遭遇不测，知道自己不能幸免于难，于是让心腹赤豆军主用珠带做为标识，携带母妻出逃延州。母妻接到珠带后，与赤豆军主策马离开金明寨，这次出逃不算奇迹，元昊军队正在黄堆寨与李士彬鏖战，母妻有充足时间逃亡。或者换成演义中的穆桂英，或者杨文广的妻子穆容氏，或者刘怀忠的妻子黄赏佁在此，能有时间将军队整合起来，说不定能建奇功。若换唐朝大将李谨行的妻子在此，说不定能大败元昊，为夫报仇。

要求太严格了，李士彬的妻母只是普通人，来到延州后，说也说不清楚，以致范雍继续怀疑，第一反应不是御敌，而是伺敌。结果探子派出去，有去无回。鄜延走马承受薛文仲要上奏朝廷，也被范雍制止。

原因很简单，不知虚实的情况下，自己又看到过朝廷转来的郑朗奏折，范雍是严重失职。

历史改变，但也没有使战事变得更糟糕，即便朝廷得知这个消息，还是诏延州周边军队援助延州，并没有缓解延州恶化的局面。元昊撤兵，倒是范雍更加为难，以致这份奏折迟了一天到达京城。

章得象迅速看完，将奏报递到张士逊手中。

张士逊也立即看完，脸色阴沉得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章得象心中想到，庙堂又要洗牌了，不知道那个郑家子得知这个消息，会做出什么举动。

甚至他心中默算一下，郑朗这次机会利用恰当，能让东西两府所有负责西北军务的大佬们全部下台，轰动效果比韩琦前年的进谏更大。

……

郑朗在客栈无所事事，要么监督严荣读书，要么苦思冥想。

人是不断成长的，虽然脑海里有许多后来的知识，但那是知识，是别人的认识，不是郑朗的感悟，连他自己写的中庸，此时郑朗也想将它重新推翻再写一遍。

所想的仁义又与去年不同。

想写却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从赵祯朝开始，一直到宋神宗朝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最需要的不是科技，而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再好的科技，宋朝的保守内治制度，也注定必将会受外侮。没有党项人，也有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

推翻宋朝的祖宗法制？

郑朗一想到这个问题，头都大了。

还有一点郑朗也没能清楚的分析出来。赵祯朝是受了外侮，增加了向契丹的岁贡，又增加向西夏的岁贡，可是国泰民安，举宋没有。汉武帝是一个爷们，匈奴几乎让他打趴下，但是民不聊生。唯一外张内治皆强极一时，是李世民贞观的时候。可是两征高丽，也使国家出现疲惫之象。

这个问题弄不清楚，他的仁义就没有办法写下去。

正在窗下，借着外面柔软的东风读着书，外面传来清脆的女子声音。

郑朗惊喜地迎出来，问：“杏儿，四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娘娘说娴儿娘家远，你一个人在京城没人照应，让我们先回来。”

“你这个样子，是你照应我，还是我照应你？”

“官人，有我呢？”四儿说道。

郑朗呵呵一乐，两个傻丫头虽不及崔娴给自己的帮助，但对自己心思最为单纯。然后看着她们，四儿穿着镶荷纹碎花裘袍，十分乖巧的样子，杏儿穿着一件皂色长裙，俏丽的脸上洋溢着母性的光辉。

两个女子站在哪里，春风摇曳着裙袂，象两株可爱的碧柳在摆动，美丽动人。

迎过去，低声问道：“这几天有没有想过我？”

杏儿羞色地说：“有人呢。”

边上两个护卫正在替她们卸行李，但没敢偷听他们交谈。

郑朗忽然想到了一件事，说道：“很有可能我回杭州时间更晚。”

“那怎么办？”杏儿急切地问道。

现在江杏儿怀胎有六个月，还以走动。郑朗也鼓励她做小幅度的活动，这时对医学认识还不足，认为怀孕了不能运动，怕伤了胎气。这是不对的，越不活动，对胎儿越不利。所以大多数富贵人家妇人生产会出现危险，即便生下来孩子，孩子也容易夭折。故郑朗在崔娴与江杏儿怀孕的时候，劝她们做一些小幅度活动，前提是注意不能碰跌。

但时间再拖一拖，怀胎八九个月，郑朗也不敢让她们活动了，会出意外的。况且是近两千里路的跋涉。

“也许不一定，真要那样，你就回郑州，等坐完月子，与几个娘娘一道下江南如何？”

“好……啊。”江杏儿有些不舍，不过为了孩子，不敢反对。

“你们回来了，我也很高兴，不如这样吧，我今天带你们去樊楼吃饭。”

“好唉。”四儿高兴地说。

到樊楼吃一顿饭最少要花费几百贯钱，一道普通的炒菜上来有可能收费几十贯，这个消费远远超过后世。不过进来吃饭的人也不在意，哥吃的不是饭，是奢侈。

但是樊楼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它几乎是宋代发达经济的一个缩影。

它的发达从宋朝专营酒利开始，宋朝对酒进行专营，但为了安抚一些豪强，放出一部分利润，其一是买扑制，其二是酒户。酒户不准私造酒曲，但可以从官府买回酒曲酿酒。官府赚的是酒曲钱，酒户赚的是酒钱，平分秋色。有时候朝廷还准许这些酒户用家产抵押贷款购回酒曲，卖酒后偿还贷款。东京城中七十二家正店全部是酒户。

樊楼经营最为成功，原来的樊楼叫矾楼，经营造纸的必须之物白矾，后来改为酒楼。赵祯苦于朝廷国库困窘，指定京都三千余户脚店在樊楼取酒沽卖。

这就涉及到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严格意义朝廷专营酒业，有酒曲之利，有酒之利，比出卖酒曲利润会更高。实际不然，两者全部经营，政府的效率会出现严重的人事与效率浪费，某些时候反而不及出售酒曲之利。

因为是朝廷钦定售酒所在，不会逃避税务，也不反出现纯粹的私酒，朝廷谋利反而比原先更大。这个问题在茶矾盐上也能体现，说是朝廷专营，大量的私茶私酒私盐，以及买扑制损害了朝廷的收益，否则仅茶矾香盐酒五项，可能为宋朝带来一亿五千万贯以上的收入。可实际的收入缩水了最少五分之一。

所以樊楼迅速飞黄腾达，朝廷一年分给樊楼五万斤酒曲，可以酿酒近两百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