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想出来，怎么能书写，不过老夫听他的仁义，说了仁与义，利己与利他，人性善恶，颇为欣赏。正是因为这种中庸，老夫才再三在陛下面前推荐举此子。若论才华，范仲淹与韩琦那一人没有才华，然缺少这种中庸之道，所以不能担当国家大任。可惜老夫看到此书，悟通此书，也为时颇晚，否则能做得更好。”

孔夫子没有多写中庸方面的东西，那个中庸是夫子后人所撰。但中庸之道贯彻着夫子精神。这个中庸不是难得糊涂，而是一种调节，从易经到论语，再到礼记。多处能看到这种调节的存在，有人将它列为三分，但三分仅是中庸的一部分，其实分析起来，真的很浩大。宋朝文人隐隐察觉出来，朱熹曾仔细论述，可没有将它的真实面貌写出来。过了宋朝，儒学沦为教条的八股文章，就很少有人认真反思了。直到后世，一些人将中庸翻出来，可写得也不大正确。

真正详细而合理论述中庸，郑朗乃是前后世第一人。

年少，还是没有写好它，比如就事论事。这是好的，利于公正的评价一件事正确与否，这隐然有上古士大夫的精神。但是人，总有自己的眼光，例如李世民，用人之道有几人及李世民，魏征在世时，将魏征当作镜子，及候君集谋反，要挖魏征的坟墓，及高丽让国家元气大伤，又后悔自己不听魏征的话。这便是以人论事。

以人论事。会带着偏面观，欧阳修他们更是以人论事，这是倒退。可又有谁能做到真正的以事论事？

就象利他主义者，极端的利他主义者与以事论事，皆会带来不好的负作用，不过人的内心自私一面始终占据主流。所以社会需要雷锋，需要利他主义者，需要以事论事，这是一种调节之道。

再延而伸之，集权主义国家容易产生**，那么想办法使政权透明化，让社会与百姓监督，减轻专权所带来的**，那么集权国家的好处便能发挥出来，若有什么国策，因为少了争议，更利于执行。

若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两党争执，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情况会少一点，可因为争执，不利于执行国策，那么想办法使争执减轻，转向互相监督作为，但在议论国事上不能攻击对手，团结一致，那么民主制所带来的相应清廉便能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再比如宋朝的冗官与臃肿，虽然预防权臣产生，官场风气比其他朝代略好一点，但政令不畅，那么尽量的精兵简政，使政令畅通无阻。宋朝庞大的监督系统更能发挥良性作用。

这就是中庸之道。

有的郑朗察觉出来，但还没有系统的想，有的还没有想到。

吕夷简便想到这个以事论事。

“父亲大人，你是说虽以人论事，但最好偏向于以事论事？”

“著儿，你终于想明白哪，老父便是这个意思。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老夫忽然想到郑朗所说的法度，法便是框架，是面，度是在面里的调节，是点，但这个点不是绝对不动的。”

吕公著听了有些头晕，吕夷简又说道：“以事论事与以人论事比法度更复杂，以事论事是好的，可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因此以人论事是法，以论事论是度。但欧阳修这些人将它颠倒过来，你说阴阳颠倒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老夫以前也没有这么暴戾啊。著儿，虽中庸你也参与撰写，可延伸出来的东西，你先生没有写出来，你们当时年幼更不会想到。好好想一想，一旦将它真正悟通，那么就可以做大半个贤相了。”

“是。”

“替我写一份辞呈吧，说我病老，请陛下放过我，让我真正致仕，闭门不问政事。写得委婉一点，要让陛下知道允我真正致仕，是对我的保护。”

“喏，”吕公著开始书写辞呈。

吕夷简无所谓，关健是为了他几个儿子着想，若不退让，马上这些君子们就要狠狠踩自己的四个儿子。四个儿子未成长起来，一旦让欧阳修等人弄得身败名裂，以后仕途会彻底结束。

赵祯看到吕夷简的辞呈，心中五味杂陈，授吕夷简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后面的是肯定，实际吕夷简最后一点权利全部收了回去。

欧阳修大喜过望，但没有完，于朝会上又盯着一人，枢密副使任中师。吕夷简倒任布，于是荐任中师才不在任布下，这才召为枢密副使。欧阳修会不会放过此人。

老任乃是一个老好人，看到欧阳修眼光不善，于是上书道：“臣老矣，家本是曹州人，请求陛下让臣知曹州，得养晚年。”

欧阳修，你别看我，俺自己退，省得你将我泼了一身脏水后下台。

欧阳修开心了，但他正一步步将新政推向无底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