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号，在香港忙着上市工作的杨星终于被何桂枝的电话叫回了家，除了大半年没看到儿子外，她叫他回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这回杨荣光和杨星光荣升任香港上市公司主席，自己的公司却没这好运，自然要给个说法。

二是杨荣光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居然要辞去刚到手的ce职务。这回的上海峰会他就没去参加，而是让他的助手，在香港聘请东南亚小有名气的制造业职业经理人时英恺代为参加的，不是这样杨星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和王伊人她们大被同眠。这次回来家人在一起商谈，了解他的想法。

三是春节将至，中国人最重视这个合家团聚的节日，去年因为大家都忙，连年夜饭都在一起没吃。今年家人的事业都上了正轨，不衣锦还乡也太对不起自己一年的打拼了，说什么也要把杨星揪回山城和巴岭的老家去看望一下亲戚们。

老妈发话杨星也只有尊崇的份儿，第一个要求好解决，他一直秉持着“不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的投资原则。原先没考虑到老妈的快餐店会开的这么火爆，这一年《喜洋洋》快餐店业务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在星华地产旗下星达中介的帮助下，《喜洋洋》在北方十省市的中心地带都开了分店，其中还有一半拥有自家的地产，加盟店和直营店的数目已突破了六十家。就在杨星在香港股市上兴风作浪时，香港铜锣湾的第一家《喜洋洋》香港分店也悄然开张，其浓郁的的北方风味菜和地道的北方面食让习惯了广式海鲜风味的港人感到十分新鲜，销售额在《喜洋洋》众多店子里排名第一，让何桂枝对于能否在南方开办《喜洋洋》有了充足信心。

杨星此时暂时打消了收编《喜洋洋》的想法，决定让这家公司独立于中星国际体系之外，只对它的发展提供资金资助，并不参与经营决策，而是让它和中星国际的企业互为奥援。他考虑如果有一天中星国际遇到突发事件陷入困境，需要外部力量来救援时，《喜洋洋》可以成为一支生力军。

这是杨星从日本财团发展历史中得到的启示。这次他要和老妈讲清楚，会比照杨氏基金的形式，再成立一家独立的何氏基金，管理大权交给何桂枝不予干涉，她的亲戚朋友可以在基金中任职或取得资金，金额不大但可以满足何桂枝的虚荣心了。

第二个要求杨星实际上非常感谢杨荣光的高姿态，经过一年多管理职位上的摸索，杨荣光已经逐渐融入了自己在星辰制造的角色。但作为一名特殊时期前的老大学生，他身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勇于自省的精神并没有泯灭。他自我觉得在国营厂干得太久了，思想上守成有余，开拓不足，让他下去管理生产还行，一旦谈到开拓国内外市场、组织新的生产方式、合理分配生产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他就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这一年不是藤野总一郎和时英恺等国际化专业人才大力协助，他早就露怯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大老板的父亲，出于对杨星的尊重虽没人提出不同意见。但他自己却感觉到这个身份的庞大压力，生怕自己的ce位置会弱化下去，最后只会光签字而已。于是在12月杨星赴北京之前他就专门和儿子在电话里谈过这个问题，到圣诞节上海年会时，他更是以不赴会鲜明的表明态度。

杨星思想里从没想过让自己的公司变成家族企业，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他同辈人因为国家政策人丁都单薄，前世里父母双方的家族中在那时也没涌现出什么惊才绝艳的人物。父亲家族中大部分人在巴岭省偏僻的县级小城市下务农，母亲家族在即将成为直辖市的山城里也大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虽说机遇决定命运，但杨星自认为给他们创立了两家基金保他们衣食无忧并且做做小本生意足够了。

而且是金子迟早会发光，有时太多的金钱帮助反而是害了他们。杨星对于亲戚们当然还是给予厚望的，自己的情况是特例，没什么可参考价值，但有基金的帮助，他们真要有能力，在事业起步时就比别人多个优势，几年后看看她他们能干成什么样再予以支持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