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改土归流的榜样——那嵩，身为少数民族，却一跃而入内阁中枢；滇省磨乃土官龙吉兆和龙吉佐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获赏晋升。一为广南巡抚，一调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龙吉祥则依然领安南都统使一职，经营在南掌抢来的领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势，还是龙家为了后宫的龙儿添光加分，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改土归流没有正式提出，也没有大刀阔斧，看似顺其自然，但也颇有成效。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只能无奈地交印交权，听从政府安置了。

而政府对待这些主动的土司也不苛刻，保留财产，酌加赏赐，又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使其虽无实权，但生活却依然能够富足。至于以后是败是盛，便要看个人的努力了。

而改土归流的地区，官府重丈土地，废除原来土司的赋税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五年之内数额又少于内地。这不仅大大减轻了原来土民所受的剥削，而且不给心怀不满的土司煽惑民众进行叛乱的机会和理由。

变化，到处都在改变，有的雷厉风行，有的潜移默化，但身处在朱永兴所掀起的改革大潮中，整个国家内的民众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这一点。

或许老百姓还只是在计算着家里能增多少人口、要多耕种多少田地，今年能打多少粮食，能吃几顿肉；但有心的人却渐渐意识到，传统时代正在渐行渐远，现在的皇帝正在走着一条不同于历史的道路。

吏治、科举、举报监督、行政司法分离、地方政务公开……这些是对于为官为吏的，专业化的气息越来越浓，不再是全能为官；七圣并尊，儒术虽未明旨贬斥，但独尊的地位越来越松动，这是对读书人的，皇帝的爱憎，恐怕是直接影响到他们出仕的直接因素。

商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从海上到陆地，商路极大地拓展，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升，只要你遵纪守法，按章纳税，便不用担心官府的刁难盘剥，且投诉有门；工场主有政策的税赋优惠，借着市场的旺盛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出台的《劳务法规》又使其有了监管和限制。

和平安定、轻赋薄役、机遇发展、公平透明……再夹杂着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昭武纪年初期的主旋律。

而就在通常的大规模战争结束后的平和环境、恢复发展时期，国家的刑罚却更加严厉，流放则是最常见的方式。

附清逆官、无良奸商、贪官污吏、盗贼土匪，甚至怙恶不悛的地痞流氓，都被处于流放之刑。而流放之地从湄河两省，现在又集中于婆罗洲。这是一种海外移民的方式，也是廓清国内社会秩序的手段。更深层的考虑则是将在各省陆续施行的《民用枪枝合法化》，使这项政策对社会秩序的副面作用降至最低。

变化，到处都在变化，每个人都在适应，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就拿坐镇西北的晋王李定国来说，他位列亲王，且是世袭罔替，身份尊贵如此，却也要在朝廷不断调整的政治、军事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跟上朝廷的新思路。

兵部尚书是不会再设了，取而代之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将是军事委员会，有陆军总长、次长，海军总长、次长，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再加上皇帝本人，共七人组成。李定国若入中枢，陆军总长是十拿九稳；若他依然留任西北，则要起到擎天一柱的作用。

尽管与皇帝依然有书信来往，朱永兴的口气也亲切尊重，但李定国在这件大事上却不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只是陈述，如何安排，悉听朝廷旨意。

远远望着城下单独招募番骑、胡人的所在，围着人不少，似乎报名的却寥寥。李定国轻轻摇了摇头，家眷皆在塞外，部落头领对牧民的人身束缚又很严密，皇上的想法虽好，却不易收到效果。算了，骑兵招不到，招到些伺弄马匹的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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