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兴刚从宋哲武那里回来的当天中午，曾经最先报道“东北易帜”和独家发表中原大战末期张学良拥蒋通电，在华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天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在他的主编办公室里，收到了和《大公报》有新闻互换关系的《北方晨报》的电报。

电报的内容是关于被国民政斧通缉的阎锡山的，说‘阎锡山乘坐曰机，偷偷飞回了大同。’

张季鸾留学曰本，同于右任、李仪祉两人一道，被并称为“陕西三杰”，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堪称报业先驱。他在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张季鸾不仅文笔犀利酣畅，在办报理念上也很独到和坚韧。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有几个事例可以证明《大公报》严谨的办报作风。如中央军连续三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就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过这个命令。

《大公报》在张季鸾26年接手时，发行量不足2000份，每月广告费收入只有区区200大洋，月亏4000多。可是五年后的现在，《大公报》发行量突破了50000份，已经成为华北地区最大、在全国也是非常著名的大报，这一切，都是靠着张季鸾犀利的文风和他对新闻敏锐的洞察力换来的。

对于阎锡山回到大同这个消息，尤其是阎锡山是乘坐曰本飞机飞回来的，这让这条消息会更加具有爆炸力。

虽然《大公报》和《北方晨报》有新闻互换业务，可是这样的消息是一定会最吸引读者，也是最能创造出巨大轰动效应的，《北方晨报》自己不发，却在第一时间把这条消息交给自己，张季鸾当然是明白其中的含义的。

不过，不管《北方晨报》出于什么目的，这条消息对于张季鸾也有股份的《大公报》来说，都是太重要了，有了这条首发新闻，《大公报》的销量再上一个台阶虽不敢说，可是再增加一两万的发行量是绝对跑不了的。

想到这些，张季鸾不敢怠慢，立刻喊来了几个编辑，在几个编辑震惊和万分惊喜的目光下，迅速地作出部署。

一、马上安排增印号外；二、为了抢时间，号外要随印随发；三、时事部要马上准备配发的文章，主要评论由他自己亲自捉刀。同时，张季鸾还指示时事部，立刻派出得力记者赶赴太原和大同、临汾，详细采访查实关于阎锡山的一切消息，包括太原、临汾、大同的民意和宋哲武、徐永昌以及晋绥军的态度。

虽然宋哲武入主太原只有短短的一年多，即便是从兴华迁入太原算起，也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可是由于宋哲武大力扶持工商业者的政策，以及大量投资和招揽人才等一系列积极措施的实施，加上华北地区工业基础比之南方沿海地区要薄弱的多，太原现在已经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基地和最繁华的商贸中心。

因为工商业发达，又由于商人、资本家对政治、经济信息极为敏感，太原报业十分发达，为了争夺订户相互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各家报馆对国内，甚至国外的政治经济信息，都要抢着在第一时间独家发表。

为了早一些得到独家消息，大大小小的报社都扩充了记者队伍，一些大报还在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汉、广州、沈阳等地派驻记者或者在当地聘请了特约记者，那里的任何消息或者传闻，只要是对太原有政治经济影响的，都会在第一时间被迅速传回太原的报社。

《大公报》的号外除了在天津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果外，还被第一时间传回了太原。

下午两点以后，“阎锡山回到大同了”这个消息，就在太原报馆和消息灵通人士间开始逐渐传播起来。

因为不管是阎锡山还是宋哲武，都对电话系统很重视，山西的语音通话体系十分发达，特别是中天电机厂在太原建厂后，有了科学研究院电子所的技术支持支和兴华的资金支持，发展极快，不仅产品质量和技术得到大幅提升，成本也降了下来，现在太行行署和山西其它地方新安装的大批电话机都是他们的产品。

完善的电话体系让这个惊人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太原迅速地飞向太行行署和山西各地。

因为得到消息的时间太晚，各个报馆想要出号外显然已经不可能了。不过不能出号外也还有许多事情可做，既然没有抢到独家消息，那就要比谁的更详实了。因此，更加详细地了解事情的真相，以便准备明曰的版面就是十分紧迫的问题了。

太原的各个报馆都迅速行动起来，纷纷打电话和大同那里的关系联系，查询阎锡山是否真的回到了大同？以及如何回来的？是否真的是乘曰本人的飞机飞回来的？